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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核心要义，在于让纪律的 “戒尺” 与法律的 “准绳” 各归其位、协同发力。从防城港市 “女司机亮证逼迫让道” 事件的规范处置，到湖北省通报的党员干部赌博案例中潜藏的纪法失衡风险，两起典型事件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命题：公职人员违规违法追责，必须坚决破除 “以纪代法”“以罚代刑” 的倾向，以纪法分明的治理逻辑守护法治权威与公平正义。唯有让违纪者受纪律惩戒、违法者担法律责任，才能筑牢公职人员行为边界，夯实法治中国的根基。
防城港 “亮证事件” 的处置，堪称 “纪法双施” 的正面范本。对冒用行政执法证的侯某某，公安机关直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坚守 “违法行为必受法律追责” 的底线，未因牵涉公职人员而 “降格处理”；对未妥善保管证件的消防救援人员黎某，纪检监察机关以 “党内警告处分”+“注销执法证” 的纪律惩戒，回应了公职人员 “纪律严于法律” 的特殊要求；对 6 名履职不力的公安干警，从批评教育到党内警告的分层处置，精准锁定 “沟通不规范”“审批把关不严” 等违纪失责行为，未混淆纪律与法律的边界。这种 “违法行为用法律惩戒、违纪失责用纪律约束” 的分层逻辑，既彰显了法律的刚性，又体现了纪律的严要求，让公众清晰看到 “纪法各有边界，追责必有依据”。
反观湖北通报的党员干部赌博案例，却暗藏 “以纪代法”“以罚代刑” 的风险隐患。松滋市副镇长程以东聚餐时赌钱、仙桃市校长李志虎春节期间打麻将赌钱，仅以 “党内警告处分” 了结；即便是鄂州市丁建工作日赌博、潜江市王贵学长期参与 “六合彩” 赌博，也仅获 “罚款 500 元 + 党内警告”“拘留 11 日 + 党内严重警告” 的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赌博 “情节严重” 可处 10 日以上拘留，《刑法》更明确 “聚众赌博”“开设赌场” 需追究刑责。但案例中，“长期参与六合彩” 是否涉 “营利目的”、“工作日赌博” 是否属 “情节严重” 等关键问题未被深入核查，仅以 “罚款 + 党纪处分” 草草收场，实质是用纪律的 “柔性约束” 替代了法律的 “刚性惩戒”。这种处理倾向若蔓延，极易传递 “公职人员违法成本低” 的错误信号，埋下更大风险隐患。
其一，放纵违法成本过低，诱发 “破窗效应”。 公职人员手握公共权力，其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若违法后仅受纪律处分或小额罚款，实质是降低了违法 “门槛”。湖北案例中，党员干部赌博后 “罚款五百元、党内警告” 的处理，与赌博行为可能衍生的 “权钱交易”“挪用公款” 等风险相比，惩戒力度明显不足。现实中，不少公职人员从 “小赌怡情” 滑向 “大赌败家”，根源往往是初期违法未被依法严惩 —— 当 “违法成本” 低于 “违法收益”，当 “纪律处分” 轻于 “行为危害”，难免有人心存侥幸、铤而走险。而防城港事件中，对侯某某的行政拘留、对 6 名干警的分层追责，恰恰通过 “精准惩戒” 遏制了风险扩散，形成 “违法必受严惩” 的警示效应。
其二，模糊纪法边界，消解法治权威。 纪律是公职人员的 “特殊要求”，法律是全体公民的 “普遍底线”，二者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公职人员作为法治建设的 “关键少数”，其守法状态直接关系公众对法治的信仰。湖北案例中，对 “长期参与六合彩赌博” 的王贵学仅处 11 日拘留，对 “工作日赌博” 的丁建仅罚款 500 元，未充分体现法律对公职人员违法的 “从重评价”；反观防城港事件，对侯某某的法律追责、对黎某的纪律处分泾渭分明，让公众看到 “法律面前无特权”。若公职人员违法可 “以纪代罚”，会让公众产生 “权力可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误解，动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法治根基。
其三，弱化治理闭环，纵容制度漏洞。 有效的治理，既要 “惩处个体” 更要 “修复系统”。“以纪代法” 往往满足于 “处分几个人、通报几起案例”，却忽视了对违法背后制度漏洞的深挖。湖北案例中，公职人员为何敢在农庄、茶楼公开赌博？是否存在 “监督缺位”“有人庇护”？这些问题若仅靠难以查清，必须通过法律程序的深入调查，才能揭开 “赌博社交” 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而防城港事件在追责的同时，明确要求相关单位 “深刻书面检查并制定整改措施”，形成 “查处 — 整改 — 规范” 的闭环。实践证明，缺少法律追责的 “浅表层处理”，难以触及问题根源，制度漏洞始终存在，类似问题难免 “按下葫芦浮起瓢”。
精准界定纪法边界是前提。 必须明确：违纪行为是违反党内法规或公职人员纪律的行为（如履职懈怠、保管失职），应受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处分；违法行为是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如冒用证件、赌博赌资较大），应受行政处罚；犯罪行为是触犯刑法的严重违法（如聚众赌博、滥用职权），必须追究刑事责任。防城港事件中，侯某某 “冒用证件” 属违法、黎某 “保管失职” 属违纪，界限清晰；湖北案例则需进一步核查：王贵学 “长期六合彩赌博” 是否涉 “聚众赌博”，丁建 “工作日赌博” 是否达 “情节严重”，若符合刑事立案标准，必须启动司法程序，避免 “以党纪替代刑责”。唯有在调查中厘清行为性质，才能让每一次追责都经得起法律检验。
完善纪法协同机制是关键。 纪检监察机关与执法司法机关需建立 “线索共享、联合核查、结果互通” 的协作流程：公安机关查处违法案件时，若涉公职人员，应同步向纪检监察机关通报违纪线索；纪检监察机关在纪律审查中，若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必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防城港事件中 “公安先处罚、纪检后追责” 的流程，湖北通报中 “会同公安机关严肃查办” 的要求，都体现了协同思路，但需进一步细化操作规范，避免 “都管都不管” 的真空地带。比如对公职人员赌博案件，公安机关需明确 “赌资较大”“情节严重” 的量化标准，纪检监察机关需依据法律结论精准作出纪律处分，实现 “纪法双查”“无缝衔接”。
强化公开透明与源头治理是保障。 追责过程与结果的公开，是防范 “以纪代法” 的 “阳光防腐剂”。防城港事件详细通报 “违法行为 — 法律处罚 — 违纪行为 — 纪律处分” 的全链条，湖北案例公开 “赌博事实 — 处理依据”，均以透明消解疑虑。未来需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说明 “为何如此处理”“法律依据与纪律依据是什么”，让公众看得懂、能监督。同时要深化源头治理：对防城港事件暴露的 “执法证管理漏洞”，需完善证件申领、保管、注销全流程规范；对湖北案例反映的 “赌博社交” 风险，需建立公职人员社交行为报告制度，加强对茶楼、农庄等场所的监管，从思想教育、制度约束两方面切断违规违法诱因。
法治中国的建设，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处置中。从防城港 “亮证事件” 的规范处置，到湖北赌博案例的风险警示，我们愈发清晰认识到：公职人员追责，既不能让纪律 “越位” 替代法律，也不能让法律 “缺位” 纵容违法。唯有坚守 “违纪必纠、违法必惩” 的原则，让纪律的 “戒尺” 管住公职人员的特殊义务，让法律的 “利剑” 斩断违法犯罪的侥幸心理，才能让每一份权力都在纪法轨道上规范运行，才能让公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正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