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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我们强调规模经济、强调集约经营、强调“做大做强”。企业和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张，产能设备的机组容量不断增大，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企业或项目的经营效益也在不断改善。但对比了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增长比例，并将它们之间的能源增长弹性系数进行了比较，发现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因为提高产业集约度，扩大工厂和设备规模容量而得到改善，反而结构性矛盾越演越烈。从总体趋势看，GDP增长率在逐渐放缓，而能耗强度却在逐步增加，导致能源弹性系数在逐渐上行。
显而易见，我们距离“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目标似乎越走越远。按道理说，我们的工厂使用的装备无论是容量、技术先进性还是效率都大幅度提高了，火力发电厂的单机机组容量从12～50兆瓦为主发展到300～600兆瓦为主，并建设了20余台1000兆瓦的机组，供电煤耗从450克/千瓦时以上,降低到345克/千瓦时以下。除了火电厂外，矿井、炼铁厂、炼钢厂、水泥厂、焦化厂、炼油厂、化工厂等等小的能停的都停了，规模容量能搞多大搞多大，创造价值的盈利能力前所未有，但为什么不能扭转全社会能源弹性系数越来越高的走势？
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将能源弹性系数增长归于中国进入重化工工业时代的结果，认为是由建设住房、高速公路、港口码头、铁路等基础设施等消耗了大量高载能的钢铁、水泥所致。但是，住房这些年来价格不也越来越贵，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造价都是越发飙升，创造GDP的能力远远超过了20世纪最后10年，所谓重化工业导致能源弹性系数急速攀升的理由并不充分。六七年前北京三环路外的房子不过3500元/平方米，现在是35000元/平方米，售价涨了10倍，而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消耗的钢材水泥又增加了多少？对应的能源消耗又攀升了多少？资产泡沫化急剧膨胀，为何仍难抵消能源弹性系数上涨。
国资委一直要求央企国企“做大做强”，企业确实越做越大，工厂的装备也确实越做越强，但是他们对于降低能源弹性系数的贡献为什么却没有得以显现？难道是民营经济产能太“落后”，连累了这些央企国企？五大发电公司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的供电煤耗283克/千瓦时，而浙江、江苏、山东很多民营小热电的供电煤耗在200克/千瓦时以下，因为对于这些市场化的民营企业而言，效率就是利润，煤耗就是金钱，他们在节能降耗方面的创新和投资都大大超越了我们的央企国企。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如果我们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就无法对症下药，结构性问题终将压倒我们。2010年一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3.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上升0.38%。规模以上工业用能总量同比增长20.05%，用电总量同比增加27.6%；全国12各省区市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部分省市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上升超过10%；石化、有色、电力等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上升超过5%～11%
日本是另一个典型范例。天然气对日本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保持多元化的能源结构，将各种能源按照协调的比例进行配置，不偏重任何一种能源，以避免因国际局势变化威胁日本经济稳定。1965年前日本就开始使用天然气，但比例极低。后来开始引进液化天然气（LNG），1979年天然气消费比例才升到5%，1990年达到10%，2009年达到17%。当1995年天然气比例超过11%之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稳定在5亿吨标准油当量的水平。作为燃料，天然气主要支撑了民用消费和一些工业供热及小型热电联产，以及LNG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设施。
日本重视小型的热电联产。他们通过天然气管道，在工厂、办公大楼地下室建设小型发电机组，直接利用天然气发电，将发电后排放的废热用于向用户供应蒸汽或冷气，将电力和热力的输送损耗降低，使用户能够承受这种昂贵的新能源。这是一种在能源用户端建设小型微型发电系统，直接转换能源并加以梯级利用的方式，今天我们称其为“分布式能源”。这一模式给传统的大企业、大系统和大电厂式的生产转换能源的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从而直接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格局，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出现大大改变了日本社会的能源转换、利用和投资的方式以及观念，从而带动了日本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中国增加的二氧化碳基本抵消了全球所有国家的减排努力。快速增加的二氧化碳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中国人均能耗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温室气体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吨多，总排放量超过第二名的美国38%，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中国不仅随时可能被推下道德的悬崖，而且很容易被美欧以“碳关税”要挟。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能源结构几乎一成未变，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很难出现本质上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也很难继续深化。
使中国摆脱煤污泥潭的希望或不在风电，不在太阳能，也不在核能，这些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制造业大国仅仅是一些补充，最大的希望还是在天然气上。前面所述已经说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天然气是中国走出困局的救世良方。天然气不仅指常规天然气，也包括页岩气、煤层气、致密砂岩气、深海天然气、可燃冰、生物制甲烷等。至此，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资源禀赋,这些资源能否保证中国的经济社会转轨，并支持中国在新的道路上快速、持续、独立、安全的前进。天然气对于中国，一切工作还仅仅是刚开始，我们对于天然气的关注、投入都实在是太少了。就目前的常规天然气而言，资源量就达38万亿立方米，即使已经探明的储量也没有被积极地开发。2009年中国探明总储量2.46万亿立方米，储采比28.8年，而同期的美国为11.7年，英国4.9年，资源大国加拿大也只有10.9年。
胡文瑞说：“一位哲人预言人类将进入天然气时代，这是海夫纳18次在美国国会听证的主题”。罗伯特海夫纳三世（Robert A.Hefner III）是美国私人天然气勘探生产企业GHK公司创办者和拥有人，GHK公司引领美国天然气业界钻探和生产技术，并成功钻探和生产了全球多个最深和压力最大的气井，海夫纳带领业界成功争取政府解除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通过竞争促进了美国天然气技术进步和投资多元化，最终实现气量的不断增加和价格的降低。
而且未来中国自身的天然气资源可能颠覆了我们传统上对中国能源地缘配置的认识。新发现的页岩气、煤层气可能就在我们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东南部地区，或靠近东南沿海的中部地区。中国地质大学能源学院矿产资源实验研究中心主任张金川教授研究认为，中国南方与美国东部页岩气发育地质条件具有相似性，页岩气富集地质条件优越，具有与美国大致相同的页岩气资源前景及开发潜力。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新能源所副所长刘洪林研究认为，中国页岩储层分布广泛，四川、鄂尔多斯、中下扬子地区、华北盆地地质条件最好，准噶尔、松辽、吐哈等盆地页岩气基本地质条件也较好。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煤层气研究所所长李贵中研究认为，中国煤炭资源5.57万亿吨，保有储量1.03万亿吨。2009年1.5万个煤矿产煤30亿吨，煤层气抽采61.7亿立方米，利用了17.7亿立方米，利用率虽从几年前的19.7%提高到28.7%，但每年还有200亿立方米温室气体效应为二氧化碳21倍的煤层气排入大气层。中国41个聚煤盆地，2000米以上的煤层气资源量约36.8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技术可采储量10.9万亿立方米。含量分布特点：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东部煤层气地质资源量最大，占31%；中部和西部各占28%；南方占13%；青藏仅0.01%。而且资源高度集中，9个主要盆地资源量超过1万亿立方米，合计28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资源的76%。
还有天然气水合物，称之为“可燃冰”，全球的开发和利用前景更为广阔。根据美国和前苏联的研究，世界陆地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约2.83千万亿立方米，海洋为8.5万万亿立方米。国土资源部最近公布在青藏高原发现总量约为350亿吨标准油当量的可燃冰。此外，全球的致密气资源量约为209.72万亿立方米。按目前技术水平可开采的致密气储量约为10.5万～24万立方米。全球致密气开发最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中国。2008年，美国年产量为1757亿立方米，约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30%。2009年，中国年产量约为150亿立方米。
全世界大多大型石油公司都存在“重油轻气”的问题，石油的生产技术比较确定和成熟，而天然气开采之后需要建设处理厂、铺设长输管道、建设储气库和配网；相比之下石油的储运非常简单，而且油价高，气价低。所以，天然气对石油公司而言更似“鸡肋”。但是，石油公司缺乏在天然气上的投资热情，并不意味他们想放弃天然气市场。所以，他们一边占住资源不开放手，维持自己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另一边又将制造短缺推升价格，为未来发展创造环境。但是这些企业如此而为，将会严重制约中国天然气的大发展。
天然气市场主体缺位在中国尤为突出。不久前，在一次内部关于天然气市场开放的讨论中，这一话题捅了马蜂窝。大央企代表们异口同声对开放天然气中上游市场表示坚决反对，态度激昂，言辞激烈。他们认为一旦对内开放就会重蹈小煤窑的旧辙，再陷铁矿石的尴尬，带来能源安全问题，天然气涨价问题，资源被乱采乱开等等。事实上，煤层气开发的技术与挖小煤窑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煤层气的经营也需要大量技术和资金支撑，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开采煤层气，恰恰说明他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小煤窑的层次，将他们的资金引入到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领域有什么不好？与铁矿石不同，全球非常规气的开采技术领域是中小企业的天下，竞争非常充分，技术进步速度很快，根本没有形成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这样的跨国超级垄断企业联盟，怎么可能出现铁矿石的垄断局面？如此危言耸听，是他们用大脑思考的还是决定论？
冲破阻力开发天然气中上游市场。增加天然气供应，保障供气安全，降低天然气价格的关键是要大力开发国内天然气资源。中国从1960年就开始利用天然气，至今产量只能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3.5%，而且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和投资都无法满足天然气大发展的基本要求。问题的关键是天然气开采垄断在极少数央企手中，他们没有很好履行相应的责任。唯一办法就是开放市场，鼓励更多的中外企业进入天然气勘探开发和输送储备及配售领域。特别是支持决策灵活，敢于承担风险的中小企业的参与。
高度重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并网问题。全世界的成功经验证明，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解决天然气科学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提升企业应对燃料价格升高的能力的有效途径。但这一先进技术面临最大阻力来自电网公司，中国也不例外。北京南站是奥运会重点工程，也是我国对全世界“绿色奥运”承诺的标志性工程，站内建设了分布式能源，至今两年仍不能投入运行，北京电力公司连并网都不予审查。如果分布式能源无法并网，这一产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天然气也不可能实现大发展。
